陈平原:《文学如何教育——人文视野下的文学教育》自序

2021-04-26 17:22
来源: 潮州日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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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十多年前,我撰《大学校园里的“文学”》(收入《大学有精神》【修订版】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6),其中第一节“曾经,‘文学’就是‘教育’”,用了两个有趣的例子。一是建安八年(203),曹操下《修学令》:“丧乱以来,十有五年,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,吾甚伤之。其令郡国各修文学。县满五百户置校官,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。庶几先王之道不废,而有以益于天下。”这里说的“各修文学”,当然是指教育——设校官,选才俊,认真培育,以使得社会风气改良,“先王之道不废”。一是日本人森有礼编、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等翻译的《文学兴国策》,在晚清影响极大,是梁启超等人理解西方教育制度、创建新学体制的重要样板之一。书中第一篇,耶鲁大学校长华尔赛复函,论述“文学”如何有益于富国,有益于商务,有益于农务、制造,有益于伦理、德行、身家,有益于法律、国政等,这里所说的关系国家兴亡的“文学”,也是广义的文化教育,而不是今人熟悉的尝颈迟别谤补迟耻谤别。

  当然,古代中国关于“文学”的界说,主要不是教育,而是“文章博学”。《论语·先进篇》说到孔门四科,分德行、言语、政事、文学,这里的“文学”,不是文学创作,而是人文修养。《论语·季氏篇》所说的“不学《诗》,无以言”,不仅是训练表达能力,更包含思想、趣味、思维、情感、学识等。学《诗》的范围及功能涵盖整个人文学,反过来,“六经”中其他科目的训练也包含了若干今人所理解的“文学”。正因为传统中国的书院教育及科举考试中,“文学”无所不在,每个人都得苦心钻研,反而不必设立专门学校。

  进入现代社会,合理化与专业性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;“文学”作为一个“学科”,逐渐被建设成为独立自足的专业领域。最直接的表现是,建立文学院系、开设文学系列课程、讲授古今中外的文学知识、授予文学学士/硕士/博士学位;与此相对应的是,中学毕业以后,绝大部分读书人不再亲近文学了。所有这些,并不取决于个别文人学者的审美趣味,而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决定的。文学依旧有其独立价值,但重要性明显下降;若以大学为例,那只是众多领域中的一个。

  所谓“文学教育”,既指向大学里的文学类课程,也包含中小学的语文课堂;二者教学宗旨及讲授方式不尽相同,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相对于此前刊行的兼及学问体系、学术潮流、学人性格与学科建设的《作为学科的文学史》(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1;【增订版】,2016),本书虽仍以大学为主,但兼及中小学,更重要的是,将历史溯源、文化批评与教育实践结合起来。宗旨是追求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,结构上则兼及专业论文与学术随笔;至于十df电子游戏的设置,蕴涵着我对“人文视野下的文学教育”的整体想象以及自我限定。

  以“人文视野”开篇,到“读书方法”收尾,如此编排,是希望将“文学教育”从技术层面拯救出来,放置在更为开阔的视野。说到底,人文学的精髓在阅读,读有字书,也读无字书;读古人,也读今人;读中国,也读外国——这点大学与中学并没有本质的区别。为何开门见山,强调“理直气壮且恰如其分地说出人文学的好处”?那是因为“曾经无比辉煌的人文学,而今在学术舞台上日渐萎缩”,身处其中,不能只是自怨自艾,要学会“如何向圈外人发言,让他们明了人文学的意义”。作为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,“文学教育”当然肩负同样的职责——这其实是全书得以展开的前提。至于谈论读书,为了与《读书是件好玩的事》(中华书局,2015年)相趋避,这里更强调“自家体会”的重要性。去年年底编辑此书时,竟鬼使神差地选入2003年非典期间所撰《生于忧患》一文。年初新冠疫情暴发,我所接触的研究生普遍激愤、惶惑乃至惊恐,有感于此,在自家师生的微信群里贴出此十七年前的旧文,希望大家调整心态:“除了力所能及的公益及自保,尽快平静心情,该做什么做什么(比如读书或撰写博士论文)。吸取我们这一代教训,或叁月或两年或十年,不断激动、惶恐与埋怨,等到事情过去了,发现自己一事无成。”当时绝对想象不到,疫情会持续如此之久,影响如此之大。反过来,证明文中这段话依旧有效:“不一定亲历苦难,通过有效的阅读,触摸历史,体会人世的艰难,养成慈悲情怀,以及‘胜不骄败不馁’的平常心,同样十分重要。”

  谈论现代大学的命运,我主张带入“学科文化”的视野,那样方才有比较通达的见解。本书的视野及根基是人文学——再具体点,那就是“中文教育之百年沧桑”。谈论“何为大学”以及“大学何为”,侧重表彰“诗意校园”与“中文传统”,很大程度是在纠偏救弊。《中文人的视野、责任与情怀》中这段话,今天看来依旧精彩:“我在很多场合发言,从不掩饰对于文史哲、数理化等所谓‘长线专业’的偏好。今人喜欢说‘专业对口’,往往误将‘上大学’理解为‘找职业’;很多中国大学也就顺水推舟,将自己降低为‘职业培训学校’。在我看来,当下中国,不少热门院系的课程设计过于实用化;很多技术活,上岗前培训叁个月足矣,不值得为其耗费四年时光。相反,像中文系的学生,研习语言、文学、古文献,对学生的智商、情感及想象力大有裨益。走出校门,不一定马上派上用场,但学了不会白学,终归会有用的。中文系出身的人,常被贬抑为‘万金油’——从政、经商、文学、艺术,似乎无所不能;如果做出惊天动地的大成绩,又似乎与专业训练无关。可这没什么好嘲笑的。中文系的基本训练,本来就是为你的一生打底子,促成你日后的天马行空,逸兴遄飞。有人问我,中文系的毕业生有何特长?我说:聪明、博雅、视野开阔,能读书,有修养,善表达,这还不够吗?当然,念博士,走专家之路,那是另一回事。”基于此理念,你就明白我为何主张“诗歌乃大学之精魂”。

  谈论大学校园里的文学教育,必须落实到课程设置,否则很容易蹈空。二十多年前我在香港会议发言,题为《“文学史”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》,其中有这么一句:“不只将其作为文学观念和知识体系来描述,更作为一种教育体制来把握,方能理解这一百年中国人的‘文学史’建设。”日后我的很多论述,都是围绕这句话打转。相对于学界其他同仁,我之谈论文学史,更多地从教育体制入手,这也算是别有幽怀。作为一名文学教授,反省当下中国以积累知识为主轴的文学教育,呼唤那些压在重床迭屋的“学问”底下的“温情”“诗意”与“想象力”,在我看来,既是历史研究,也是现实诉求。有《作为学科的文学史》等专业着作垫底,我辨析各种“文学课程”,目的是将学术成果运用到教学实践。至于重点落在“现代文学”与“通俗文学”,而不是“外国文学”或“古典文学”,主要是自家视野及能力限制。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教授,我至今仍坚持前年北京会议上的感叹:“曾经,最能体现中文系学者的‘社会关怀、思想批判、文化重建的趣味与能力’的,是各大学的现当代文学专业的教授。可最近十年,经由大学内外各种因素的调整,这个学科的从业人员远没有八九十年代那么活跃。在我看来,这是很可惜的——这里的可惜,既指向我们自身,也指向整个学界。”

  最能体现作者的社会关怀及介入意识的,是“乡土教材”“民族文学”“语文教学”这叁辑文章。比较得意的是“乡土教材的编写与教学”,因其既体现史学功夫,也落实为社会实践——合作主编《潮汕文化读本》,是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家乡做的一件实事。参与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,那不是我的主攻方向,更多的是体现“学者的人间情怀”。几次努力,都不太成功,但2014年上海会议上的主旨演说《语文之美与教育之责》却传播极广,效果出乎意料的好。叁辑文章中,最具创见的,其实是在综合大学开设“少数民族文学课程”并编写相关读本的设想。不仅写文章公开呼吁,还以bb电子糖果下载的身份上书,得到国务院领导的肯定;虽然教育部在具体落实时遇到障碍,暂时搁置了,但我相信此创意总有一天会实现:“编一册这样的读本,让其进入大学校园,促使汉族学生更多地了解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及文学(及其蕴含的历史传统、宗教意识、生活习俗等),养成开阔的视野、宽广的心胸、多元的趣味,不仅有利于消除各民族间的隔阂、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,更可促成中国‘多民族文学’的健康成长。”读书人讲究“坐而言,起而行”,且一万年太久,最好能剑及履及。因主客观各方面条件的限制,我的很多教育、出版及文化革新计划都失败了,好在屡败屡战,“白说也要说”。

  本书描述文学教育的十个方面,以我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的“大学五书”及“学术史叁部曲”为根基,力图将学院的知识考辨与社会的文化批评相勾连,在教育制度、人文养成、文学批评、学术思想的交汇处,确立“文学教育”的宗旨、功能及发展方向。略感遗憾的是,此书并非结构完整的专着,而是若干文章结集,其内在逻辑属于事后追认。不想为显示体系化而强行归并,保持文章的原始面貌且注明出处,目的是呈现其与学术界及教育界对话的状态。

  作为中文系教授,关注“文学史”与“学术史”夹缝中的“文学教育”乃天经地义。从2002年《文汇报》上发表短文《“文学”如何“教育”》,到2010年在香港撰写专论《“文学”如何“教育”——关于“文学课堂”的追怀、重构与阐释》,再到2012年应台湾着名作家郭枫邀请,参与他主编“世界华文作家精选集丛书”第二辑,出版论文集《“文学”如何“教育”》(从北大版《作为学科的文学史》中截取叁章,外加五则短文),我对此题情有独钟。这回题目略有变更,且加了副题“人文视野下的文学教育”,以便与《作为学科的文学史》的副题“文学教育的方法、途径及境界”相映成趣。

  最后说一句,2016年我曾在东方出版社刊行《六说文学教育》,这回鸟枪换炮,同样是受责编姚恋女士的鼓励,特此致谢。

  2020年8月13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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